东方特教教师送教下乡 上门为特殊孩子做康复教写字

花儿迟开 用心灌溉

有爱无碍

特教“青年军”送教下乡 残障学生有了新希望

喜欢钓鱼的苏金超，已经一年没有拿起鱼竿。这位原东方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，自从一年前来到了刚成立的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担任副校长，他的私家车几乎每天都飞驰在乡间小路上。这一年来，朋友问最多的是，来这里是对是错?苏金超总是沉默一阵，认真地说：“教育不分对错，教育本就是正确的事。”为了这份心中“正确的事”，33位教师从五湖四海，陆续来到八所镇的新街区，在这条偏僻的路口旁，为105名住校残障学生上课;在更广袤的山河之间，为52位行动不便的残障学生上门送教。放弃的念头早已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过了一遍，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。残障孩子的笑脸，证明了他们的选择——选择心中“正确的事”。

牛粪旁送教

让家长有了希望

去往大新村的路并不好找，尽管有彭进娣做向导，苏金超还是在一处岔路口摇下车窗，对着村民喊“哥隆”。村民和彭进娣都指出了一致的方向，苏金超赶紧挂上D挡，小轿车在土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进。

“哥隆”的意思是“大哥”，一年的送教，让这群不会说哥隆方言的老师掌握了几句基本的交际用语，他们也知道，只要定好了送教时间，淳朴的村民们一定会早早在家守候。

在一扇堆着牛粪的小门旁边，赵绍汉蹲在台阶上，女儿小树坐在屋檐下的桌子旁。看见彭进娣，16岁的小树兴奋地举起桌上的练习册，上面是自己刚写下的名字。

“女儿1岁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她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。”女儿稍大后，赵绍汉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，问她“爸爸在哪里”，她竟然回答“你去吧”。赵绍汉觉得女儿“有问题”，他的心里很难受，送去市里的医院检查后，难受变成了绝望。

“医生说女儿有精神分裂，遗传母亲，智力也有问题。”赵绍汉的妻子患有精神分裂，他们的前两个孩子很正常，没想到小女儿却遗传了母亲。到了上学年龄，女儿读了6年，同学们都毕业了，她还在一年级。

赵绍汉彻底绝望了。直到一个陌生人找上了门。去年9月，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成立，根据市残联和教育局提供的残障适龄儿童的名单，老师们入户开展家访。李雪娇拿到了小树的信息，一路搭车，来到村里，“小树要是不方便去学校，我们可以安排老师送教上门。”

李雪娇走了之后，他觉得只是说说而已，“什么送教，不太可能。”这么漂亮的大学生，怎么可能在这样一间外面堆着牛粪的屋子里教书?没想到几天之后，两位老师来了。骑着电动车的方正和彭进娣，在牛粪旁整整教了小树一个下午。“之后每周都来，看着他们抓住小树的手，练习写字，我就知道，他们很用心。”赵绍汉说。

“也许，小树以后干不成什么大事，但是等我们老了，她可以照顾自己。”在赵绍汉看来，女儿能够自理，就是比天大的“大事”。

建校困难多

校长一年瘦11斤

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校长陈仕锋准备开会部署值班安排。会议还没开，突然停电了。陈仕锋叹了一口气，赶紧安排方正联系供电部门。十分钟之后，停下的电扇终于再次转动起来。直到现在，这所新建成的学校还是偶尔会遇到硬件问题。这一年来，陈仕锋瘦了11斤，一个人独处时，还是会问自己，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?

陈仕锋原先在东方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，作为小学数学省级学科带头人，他负责全市小学数学的课程管理。去年年中，局领导找到他，让他担任东方市特殊教育学校筹备组的组长。一听到消息，陈仕锋马上打了退堂鼓。

校园建设进度太慢，除此之外，面对从未打过交道的残障孩子，陈仕锋心里没底。他向领导提出拒绝，领导只好找他谈话，再拒绝，再谈话。整整谈了4次，陈仕锋还在动摇。

他明白，若不是特殊教育实在重要，学校的建设也不会被屡屡提上台面。特殊教育是教育扶贫的切实之举，通过特殊教育，弱势群体能够获得自立自强的机会。他说服了自己，管理这样一所学校，对他是挑战，对孩子是机会。可是之后才发现，这个负责人并不好当。

特殊学校的建设标准相对较高，工期也较长，直到去年9月1日，学校的门窗都还没装好。学校开不了学，陈仕锋找到教育局局长文英飞诉苦，没想到文英飞当机立断：“特殊孩子需要上学，学校用不了，那就送教上门。”

为留住老师

自己借钱发工资

还没来得及叫苦，新的挑战又来了。从全国各地招来的15位年轻特教老师已经到位，可是学校的经费还没到位，宿舍住不了，食堂没开饭，甚至连老师们的工资都没能及时发放。为了留住老师们，陈仕锋借来爱人的工资卡，辛苦存下来的十多万元工资，被陈仕锋“刷爆”了，全部用于垫付老师工资，以及下乡路费。钱花完了，陈仕锋又瞄上亲朋好友，厚着脸皮开口借钱，前后一共垫了20多万元。

有过不理解

开始常被家长当骗子

中午放学，蒋晓群回到宿舍，拿出电磁炉准备煮面条。来自甘肃的她，一直吃不惯海南的饭菜，一年来瘦了一大圈。“学校还在施工，教室用不了，宿舍也住不了，常常被家长认为是骗子。”操着外省口音，用着省外手机号，蒋晓群第一次给家长打电话时，没说上几句就被挂断了，再打过去，家长已经把电话号码拉黑。

蒋晓群难以理解，直到陈仕锋为她介绍了让人辛酸的原因。“家里有残障孩子，这么多年来寻医问药，很多家长都受过骗。”没法电话联系，老师只好入户家访，搭车到乡镇，通常需要一个多小时。到了村里，偶然遇到吹着口哨的小青年，这一切让蒋晓群难以接受，她给妈妈打了电话，想回家。妈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不要总想着自己，要想想这群孩子，你有知识，有很多东西，他们只有你。”去年到校的15位教师中，没有一位离开。

选择留下来

残疾家庭有了希望

苏金超始终记得一份数据：目前东方全市适龄残障儿童约为180人。他们的背后，是同样数目的家庭，“他们的家庭大多比较贫困，残障孩子失去了教育，对家庭和社会都是不稳定因素。”

26岁的许国花第一次下村时，不敢和三轮车司机说真实身份，谎称自己是派出所户籍民警。到了村里，她拿出照片挨家挨户寻找，白天家长都在地里，许国花坐在家门口，一直等到家长收工。大学时，许国花去过特殊学校实习，那里有干净整洁的教室，可爱的孩子。工作之后却发现，一切都不相同。她的妈妈觉得，特教老师的身份不好听，作为大学生，应该到普通学校教书。许国花也有些动摇，从东方坐动车回家，只需要半个小时，可是平时连这点时间也没有。

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义?在感城镇加富村，许国花有一位智力障碍的学生，家里是贫困户。去年9月的一天上午，许国花和同事满身大汗来到家里，却偏偏忘了带水。学生家里有一壶刚烧开的热水，看着滚烫的水蒸气，学生父亲一言不发，转身出门，买回了两瓶矿泉水，自己却干渴着。

许国花的心里，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他们这群年轻教师，有文化有知识，拥有选择去留的能力。可是眼前的这群孩子，却没有这一切。

回到学校，许国花给妈妈打了电话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走了!”

一年多以来，东方特殊教育学校的年轻教师们走遍了东方各个乡镇，他们像是一团团火苗，为众多残疾家庭燃起希望之火。

特教“青年军”

一份有远见的事业

去年9月1日开学之后，由于学校硬件未能交付使用，直到12月1日，老师们要为一百多位残障学生上门送教。根据市残联和教育局提供的学生名单，王茜得知东河镇南浪村的小文，由于脑瘫，9岁还无法站立。

她叫上康复老师李雪娇，一大早从八所出发，乘坐班车抵达东河镇，雇了一辆三轮车进村。可是山路陡峭，遇到陡坡时，两人还得下来推车。一路颠簸，两位女老师接连推了四五趟车，抵达小文家里时，已近中午。“孩子坐在轮椅上，没法张口讲话。”王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小文的场景。

根据小文的情况，两位老师制定了具体的康复训练计划，每周上门送教。如今，小文的情况正在一点点好转，虽然还是很难站立，但是已经能够和老师们沟通。

在江边乡国界村，8岁的脑瘫儿小明始终无法站立，就连父母都一度产生了放弃的念头。周英杰刚到小明家送教时，小明的家人并不理睬。

“我们出示了工作证，说明了来意，家长才没有反对，由康复老师给小明做检查。”周英杰和康复老师在现场为小明做康复训练时，发现小明还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，欣喜之余，赶紧将康复训练的方法教给家长。

国界村比较偏远，特教老师每个月送交两次，大部分的康复训练还是需要家长来做。

小明的变化让人欣慰，一年之后，在许国花打开的一段视频中，小明已经能够站起来走路。这让周英杰感到自豪，特殊教育给孩子带去了希望，送去了新的人生。而心头的成就感，促使这群年轻的特教老师，继续坚守在这方天地。

去年，22岁的手语老师吴巩丽刚到学校不久，就接连被东方市公检法部门“请”了过去。公检法部门每年都会遇到许多涉及特殊人群的案件，吴巩丽充当手语翻译，为案件的处理起到重要作用，而涉案特殊人群，也触动着老师们。

“如果他们能在年少时接受教育，也许会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。”老师郑冬玲的班上有一位智力障碍学生，已经17岁，却不会说普通话，“可是他很会模仿，老师写过的字，他一看就能临摹下来，他是班上唯一会写字的孩子，甚至会写老师的名字。”

为了照顾这群有些“不一样”的孩子，老师们的衣服几乎总有污渍。许国花不止一次抱着拉裤子的学生冲进卫生间，那件漂亮的连衣裙上，不时会沾上鼻涕和屎尿。

可是，这群年轻的特教老师还是没有选择离开。建校第二年，越来越多的低龄残障儿童来到学校，让老师们有了希望。他们不愿意称之为“幻想”，他们觉得，能够在特殊学校完整的读到成年，如今发生在特殊人群身上的案件，也许不会发生在这群孩子的身上。

即使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年，即使需要坚持无数个日夜，这支东方特殊教育的“青年军”，还是选择了长远的未来，选择了一份有远见的事业。